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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似乎关系较远，但是，在民商事法律工作中必须避免让当事人陷入犯罪的陷阱。

一切有关自由和权利的法律确认及其实现，都取决于具体的特定的社会条件，离不开社会条件的给予和制约。这意味着既然一切都可归结为满意度的单一标准，那么每种独特的价值（每种利益，每种欢愉）都可看做函数计算。

在沃尔德伦看来，不同程度的自由之间是可以进行比较的，而安全问题通过转化为风险问题也是可以进行定量比较的，但若直接将自由与安全进行定量比较进而相互转换，则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安全与自由不存在直接、必然的联系。因为在他看来，许多人之所以权衡安全和自由，恰恰是未能认清权利冲突的实质。功利主义对其内在一致和圆满的炫耀，并不在于它的价值理论避免了冲突，而在于当冲突出现时，它坚持用这一单一、简单的原则来解决。2010年1月5日至11日，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对1767名美国登记选民进行了一次调查访问。因此，国家在保护生育权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生育的国策，将此载入宪法，并制定有关计划生育的法律。

换句话说，获得安全保障并不一定要牺牲隐私，反之，牺牲隐私不代表安全就有保障。［14］Jeremy Waldron, "Security and Liberty: The Image of Balance",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 11, No. 2, 2003, pp. 191-210. ［15］Jeremy Waldron, "Security and Liberty: The Image of Balance",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 11, No. 2, 2003, pp. 191-210. ［16］参见《检察日报》2001年5月26日，第5版。二者都认为社会的发展必须要从这头走到那头，只有一条路。

如此一来，陌生人之间的信用合同及其合作利益就难以发生。[4] 代表性论述见易军：《个人主义方法论与私法》，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而通过合同交易获得利益本身就构成了合同当事人之间的主观目的。相反，对私人社会生活和组织方式的更细致阅读将为我们提供关于私法哲学认识论的新启示。

如果社会成员不信守承诺，则其要么被拒绝交易（即时交易），要么被其他熟人发现而面临严重后果。这将进一步影响合作的自发形成。

[26]相应地，个人主义将个人对国家强制力的不信任直接转化为个人对个人的不信任，进而反对国家立法对个体间私人交往活动的组织。然而，为了批评整体主义，个人主义论者将原本多元的社会生活简单化约，忽视了多样化的社会实践和组织方式。[18]前引5，易军文，第84-85页。相反，正是个人的自利倾向使得一些人理性地选择搭便车或者敲竹杠，使得私人之间的合作前景难以实现或者难以达到理想状态。

在关注私有权利的静态保护同时，主动去观察和思考私有权利的动态生成过程，即特别是私人共同合作创造的过程。这可以促进一些土地使用权人积极主动地与其他权利人谈判合作，节约生产成本、提高产出。在这一进程中，个人主义认识论在中国私法学界逐渐得到集中表达和系统阐述。三是开发商甚至因对谈判前景的担忧而径直放弃谈判，使得那些村民最终无竹杠可敲，其他村民更是无法获得居住条件的改善。

那么，国家强制执行合同的意义何在呢？2.在一个理想的社区，全体业主按一定比例积极投入资金，用于修建美丽的公共社区绿地，符合业主们的最佳利益。同理，国家强制执行合同可以在道德伦理之外得到更深刻的解释。

私法学重拾私人社会生活和私法的合作面向，不仅有利于描绘一幅新的私人社会生活图景，而且还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私人间开展社会合作的价值、困难和应对办法，从而让私法更好地引导未来。开发商发起的谈判就有可能无果而终。

但2011年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对定价机制作了调整，赋予被征收人去选择市场评估机构的权利。（三）自发合作障碍的系统性及其治理方案 至此，合作主义私法学与个人主义私法学得以再次区分开来。其中主要原因正是社会个体的自利心理。一个概念产生于信奉目的论宇宙观（teleology）与价值客观主义的前现代世界，即那个先定的共同目的 （teleo）。概括起来讲，在没有外力强制或者其它诱因的情况下，规模越小的共同体越可能展开自发合作来实现共同利益。但是，在即时交易和熟人社会的信用交易活动中，社会成员能够自发地合作，因为，积极合作个体通过合作得到的利益（因合同相对人守约而得利益）超出了其因合作而支付的成本（因合同相对人违约而面临的损失）。

对中国私法学来说，这一认识论转变具有多重意义。而个人主义在否定共同目的之存在性之后，当然就回避了共同目的之实现障碍和私法应对办法这两个重要问题。

契约实践从即时交易和熟人交易扩展到了陌生人之间的长期信用交易。然而，个人主义随即将社会成员粉饰成近乎彻底的陌生人，认为每个人的主观想法具有随意性，不为其他社会同伴所知晓。

[42] 参见王雷：《民法学视野中的情谊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而个人主义在否认个人主观想法的可知性时，也就自然的切断了其进一步寻求社会群体共同理想并思考如何实现该的机会。

可以自发地组织小规模合作采集、生产和建筑活动。（2）社会完全可以不是个人主义私法认识论所描绘的异质陌生世界。[33] 婚姻便是我们最为熟悉的例子，其无法通过婚姻双方的简单相加来解释。[9] 中国私法学者关于这一点的论述多来自于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2、3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通常情况下，婚姻双方的个性不仅未因加入一个婚姻共同体而减弱，反而是在珍视并主动培养情感依赖的过程中得以优化。因为，共同体越大，一定成员的投入所产生的共同体总收益将被越来越多的成员分享。

四项命题相互强化，均将私法的功能限定在对既有私权的静态守护。这也就比较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要求国家强制执行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合同。

即使在完全没有国家立法和强制力的私人社会形态中，社会个体可自发地组建婚姻、家庭、部族和小规模经营组织。[39] 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18-20条。

[8]转化到私法学上，这就要求私法以满足个人的主观目的和价值追求作为目标，而不能以国家强制力去追求虚假的整体目的。个人主义作为启蒙运动之后的一项思想资源，致力于将个人从诸种整体目的中救赎出来，宣扬社会个体的主体性。[37]要么干脆认为政府征收绝对不能介入商业开发。哈耶克的更多论述，还可见Friedrich A. 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s Ord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p.16. [10]前引5，易军文，第80页。

[12] 3.个人具有理性的自主决策能力，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 在个人主义描绘的私人社会生活图景中，个人不仅是唯一真实的主体存在、是社会福利的最终归属者，而且具有理性的自主决策能力，能够在自由意志支配下对自身利益和行为作出最佳判断。要么是简单地推定私人能够自发合作创造私权。

而积极投入者自身实际分享的收益就越来越少。与这些功能相比，这一认识论转变还有另一项更重要的意义，即促使私法学去继续思考社会个体间的共同合作如何才能实现这一重大课题。

如果有人能够思考得再简明一些，哲学就可能再进一步。比较普遍的作法就是为特定行为从事者提供物质或资金支持，使其有更强的动力合作。